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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文学开始下跪和堕落,我们更要阅读 | 采访钱理群、黄子平、陈平原

发布时间:2018-11-03 09:15  来源:公众号:做書

80年代,因提出计划生育而遭到批斗的马寅初去世,四个月后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。

80年代,第一家肯德基落户北京前门,第一家麦当劳则开在深圳光华路,人多到需要请警察来维持秩序,华庆中式快餐店同样火爆,平均每分钟卖出7份套餐。

80年代,中国第一本原创时尚杂志《时装》诞生,其中一篇《再见!中山装》被日本的《东京新闻》转载,央美等艺术院校第一次开始公开招聘模特儿,19岁的农村女孩陈素华因为做裸模,遭到家人和乡亲辱骂,并被逼疯,当她脱光衣服逃出家门时,中国模特队第一次走出国门,前往巴黎为皮尔·卡丹走秀。

80年代,邓小平第四次登上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,封面标题是:中国正在远离马克思。4个月后,邓小平再次登上《时代》封面,并入选年度世界新闻人物,杂志称“邓小平正在做的事情,世界上任何领导人都无法望其项背”,《时代》似乎比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更早预料到,未来之潮将重新洗牌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顽固古国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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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,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“公共”,还不用出去商演或做主持人,亦不必被大众调戏,与戏子比美丑;那时候话语之分量尚未与阅读量挂钩,教授与大学不必因为#Me too 或性侵才被广泛关注,当然经费、项目也没有垄断式强奸他们的学术理想;那时的大学有大楼也有大师,教授还不叫“叫兽”,北大还一身清白;那时候文艺青年尚未被污名化,大学生还很稀缺,不肯在学生会里跪舔学长。


那时候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不会失望地批评年轻一代“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”,他不会说:现在的大学,包括北京大学,正在培养一大批“绝对的,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,“所谓‘绝对’,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,为他人、社会所做的一切,都是一种投资;所谓‘精致’,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,教养,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、合法,无可挑剔;同时,他们又惊人的‘世故老成’,经常作出‘忠诚’姿态,很懂得配合,表演,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,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,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,因此,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。”(钱理群《我对大学教育的三个忧虑》)

80年代,钱理群还在与比他年轻些的陈平原、黄子平,挤在10平米的教师宿舍里读书、聊天。如今这三个名字加在一起,已成为国内每个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目和教材。

1988年暑假,他们三个人吹着风扇,吃着西瓜,决定编一套老百姓也能读懂的书。而这套看似通俗到不能更俗的集子,深藏他们三人创造的颠覆性的概念——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,此概念提出,意味着彻底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方法。老百姓不一定懂、也没必要懂这些学术名词,但他们通过编辑与排列来百姓能看懂的文章,试图偷换大众理解上世纪百年文学的方式。他们想用一套书,让阳春白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书架。

对三位学者来说,一开始只是“玩票”,可惜一头扎进文库中,仿佛淘金,越玩越认真,因此整理出不少被忽视的好文,并“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‘名作’”。最后整理成十个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文化主题,一幅现代中国人吃喝拉撒爱恨痴嗔的情趣史。

“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,居然‘大动干戈’,脸红耳赤了好几回,实在不够洒脱。现在回想起来,确实有点好笑。总有人问,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,就编了这几本小书,值得吗?我也说不清。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兴致,不能老是计算‘成本’和‘利润’。”

30年后,我们有幸坐在北大的教室里,三位老师坐在讲台上。看钱老从像是两块破布头缝成的布袋里拿出手写的讲稿。与其说是“漫说文化”再版的新书发布会,更像一堂再寻常不过的文学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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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书发布会现场

只是听八十多岁的钱老说三个人能在公开场合聚到一起纯聊学术“搞不好也是最后一次”后,我们心里不免难过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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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左往右分别是黄子平、陈平原、钱理群


01

文学从医生变成了病人



“课堂”上又听到一个关于文学的坏消息,“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‘改革开放四十年’,专号,访问40个人,包含我,我特别感慨的是九大主题,文学排在第九,换句话说是最后。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,文学是最早起步的,而四十年以后文学是垫后的。只能期待下一次新潮涌起的时候,垫后的文学人又可以冲到前面来。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。”陈平原说。

艾柯曾说过“当国家过于强大时,诗歌则缄默不语。当国家处于全面危机时,比如战后的意大利,艺术能自由地畅所欲言。”

中国两次精神文明大爆炸,都发生在致命乱世,第一次在春秋战国,中国正准备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,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阴阳、道德、纵横、杂、农(以上为“九流”)和小说家十大流派参与百家争鸣,互相攻击也互相吸收,共创造出四千多篇论著,儒墨道法四家也因此奠定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根基。第二次便是晚清到民国,中国经历了封建制向现代社会转变,在五四、新文化运动宣扬的启蒙的语境里,白话文小说、现代诗、戏剧、翻译、教材与报刊出版,完成了弑父般决绝的革命。

以上两次文化大爆发,精致地镶嵌在中国历史变革的缝隙中,无论你承认与否文学和政治天生是一对近亲,中国尤其。早在中国第一篇文学专论便讲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(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),在中国做文章事业,得学会治大病,治国家之病如孔孟,治国民之病如鲁迅。

反观今天,每个人手机里一天能更新上百篇文章,治病的不多,病态的倒不少。为了创造热度,谣言可以,扭曲的价值观也可以,十万+套路与转化率高的文案齐飞,流量与资本先行,一片乌烟瘴气的氛围,如黄子平所说“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”。至于写文章为了什么?在人人都写文章的时代,似乎没几个人有空细想。

“突然发现一个问题,现在的好文章都比较长。30年代的人是能写短文章的,你可以理解为他们长话短说,擅长寸铁杀人,攻其一点不及其一,或者一个片断一个侧影就打住了。”但现在的文章“经常是上万字的论散文,五千字的散文已经算短了。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是面面俱到,好像生怕别人攻击他不够全面似的。”陈平原说。

这种缺乏自信的作文方式,连带书业也遭了秧,内容不足便用眼花缭乱的设计补充一番,书越做越大越厚越贵,能称为经典的则少之又少。陈平原说“当初周作人的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出版以后,钱锺书写了书评,有好多批评,但有一句话,说‘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’。以前此类小而可贵的书不少,今天的书越写越厚,小书和短文是配套的,以前的小书今天变成了大书,以前的短文或小品,今天变成了大品或者长文。”

我们虽感激有幸生在平安世代,却也忍不住悲哀文学羸弱,恐惧后人如何嘲笑我们21世纪的先辈生产出绝世文化荒漠。

但我更悲哀的是“五四”那批文人常常身兼多职,作者、译者、编辑、学者、老师等等,恨不得把所有能与大众接触的职业全部兼职起来,宁改造国民性,也不肯苟活。

现在的知识分子,不知因为失望还是堕落,他们正离大众越来越远……


02

无论哪个时代

都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

陈平原说:“今天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已经从我们当初漫卷诗书的状态下撤离了。今天在大学里面,如果还没退休,必定被一大堆重大的和不怎么重大的课题所缠绕。大家都忙着做课题,很少像我们当初那样愿意面对公众、面对读者、面对一般读书人来写书、撰书、编书。这套书在市场反映不错,但拿到学术评价领域,它不算成果。也就是说,不是我们今天学术评价里需要的东西。所以我才会感慨,最近十几年,整个中国学界的眼光及趣味,被各种各样的计划、课题、基金所垄断。作为写书人,我们离开了市场,也离开了读者,这不是好事情。”

“我怀念八十年代那个没有基金支持,直面读者需求,为读者而写书、编书。”

这套“漫说文化”诞生于八十年代北大闲聊学术的氛围中。钱理群回忆:

“我们和当时所有的文人一样,就做四件事情:一个是读书,一个是写作,一个是逛书店,更多的是聊天。

当时我有两个聊天群体,一个是我和我的学生聊天,孔庆东后来写过文章《老钱的灯》,写我当时住的二楼的灯,他每次自习回来看到老钱灯亮了他就闯进来,因为我的夫人当时在贵州没有来,学生可以随时闯进来,一进来之后就是聊天,聊到深更半夜。我记得最爱聊天的是王风,跟我经常聊到三四点种才走。

另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这批人,就像刚才平原说的那样,无论是三人谈还是出书,都是聊天的产物。这样的聊天最后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,聊天体的学术文章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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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者围住钱老签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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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说“今天这个状态不可能了,我们都住的很远,彼此见面聊天,或者同学请教,都要事先预约。所以,八十年代生活环境的窘迫和八十年代学术的神聊,或者说侃大山,这种对话与合作,促成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’概念的产生,也造就了这一套《漫说文化丛书》。”

但对于钱理群来说,“那个时代也有另外一面,更准确说是岁月有情又无情,虽然有情还是主要的,但是它也有无情的一面。到1988年把文章都选好,到1989年开始写序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动荡的时代。在89年写序的时候,我在《说东道西》的序言里面说了一段话:

我们现在还不是潜心做学问的时代。所谓‘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’,不仅指外在的客观环境,更指我们内心的不平静。这既可悲而又无可奈何。自然,我们只能在绝望中挣扎,因此我们一面不得不不断陷入时代情绪的漩涡中,一面又不断呼唤理性与冷静。”

这段话在第一次出版审查时被认为是反动言论而强行删除,即便今天版本的序言里依旧没有。

“后来平原写出了他的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,我写出《丰富的痛苦》,黄子平出版了论文集写《幸存者的文学》,只要从这三个题目,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,内心、实际处境。”

即便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,“漫说文化”还是出版了,且30年后还在再版,我们也似乎没有理由再抱怨这不是写作的时代、文学的时代、出版的时代,因为每个当下都不是最好的时代,我们必须趴在躁动不安的书桌上,努力给下一个时代留点什么。

回忆起当初编书的场景,黄子平说“其实当年,主要还是平原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聊天聊出来这个选题,他说要做一套散文集,问我们干不干。我们好好的要过暑假了,结果暑假过不成了,整天在老钱小屋子里面吹风扇。好处是离水房比较近,泡一个西瓜,用自来水来冷却那个西瓜很方便。”此时夕阳洒了满讲台,我们像在做一场场关于80年代的文学梦。


80年代的究竟是什么?


“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,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;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,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、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;是可以像“情人”一样‘轧’着马路,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,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,在路灯下边吃边聊,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。从卡夫卡、福克纳到罗布·格里耶到胡安·鲁尔福到博尔赫斯,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,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。”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前主编朱伟这样写过。八十年代因为时间离我们那么远,但那是人的文字、书籍和思想又把我们拉回改革刚刚放开,人们对知识文化疯狂、饥渴的八十年代。

如钱老所说:“没有想到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套书又出版了,又成了‘出土文物’,而当年历史上那些累累伤痕今天已经全然不知,我想出版此书的朋友们、在座的读者朋友们都不知道这段历史。但这套书是一个象征,它证明了外在时代的干预和毁誉都只是一时的,真正存留下来的还是书,还是文化、学术及其背后的精神。一切都如过眼烟云,唯有文化永存、学术永存、精神永存,这是我直到今天还坚定不移的信念。”我一扭头,发现曾经一起读中文系的老同学正眼眶发红。


我问她:“怎么哭了?”她悄声告诉我:“这番话从老先生嘴里说出,我才真的相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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